大数据垄断怎么破：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开放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大数据已不仅仅是一种应用工具，而是撬动经济增长的“生产力”，催生了体量巨大的新兴产业。大数据除了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之外，还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为创业创新提供新机遇，为欠发达地区创造赶超契机，助力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一言以蔽之，大数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应该说，近些年随着各级各地政府等方面的努力，我国的大数据产业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为创业创新提供了机遇，为欠发达地区创造了赶超契机，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客观上为经济增长减少了阻力、提供了润滑剂。可以说，大数据的建设和初步互融共通,为我们经济社会再次大发展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

然而遗憾的是，就现有情况看，大数据的建设与共享，还面临着很多短板和难题,比如企业垄断数据现象突出、数据非法交易猖獗、数据孤岛林立致使融合困难、相关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总之一句话，大数据的建设和共享还很不成熟。

比如关于大数据垄断问题，像BAT(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首字母缩写)体系现在并不开放，高德地图被阿里巴巴收购之后，也不再向外界开放地图数据，也就是变相的垄断相关大数据。这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目前国内市场发育不成熟造成的，通过直接的数据融合、立法、安全等顶层设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一垄断，但并不能完全彻底和有效解决根本问题。

道理很简单，相关企业搜集全国各地地图大数据是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垄断是为了获利。现在，政府为了打破这些大数据垄断来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即便要立法让其开放数据，也不能直接强行要求企业无偿开放,因为这不符合法治精神和市场精神。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无疑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大数据市场建设企业的扶持，让更多的大数据企业做大做强，通过行业的有序有效竞争来解决企业大数据垄断问题。

再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愿或不积极分享相关大数据，从而出现信息孤岛等情况，这其中虽然是由于大数据分享的法律法规的缺失所致，但不可否认与目前我们一些政府组织机构的体制机制不顺畅等深层次问题密不可分。就此而言,推进大数据建设与分享的法规、立法等顶层设计，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要在推进政府组织机制完善方面下好功夫。

“拿走的数据多，贡献的数据少。”如果企业都只使用数据，却不贡献数据，必然结果就是大数据失去其应有的价值，沦落为一只好看的花瓶，整个国家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也会越来越低。

对此，专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数据融合、立法、安全方面完善顶层设计。就事论事看，这是非常快速有效且有针对性的办法与途径。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大数据建设垄断和孤岛等问题，关键还是要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

我国目前大数据建设与分享中出现的垄断与孤岛等问题，表面看是由于我国大数据市场制度、组织还不够健全，但从深层次上讲未尝不是我国相关市场发育不成熟、组织机制不完善等造成的。因此，我们当然需要相关大数据顶层立法与设计，但更为迫切的是，加快相关政府机构和市场建设的改革步伐。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彻底有效捋顺相关市场和政府运行秩序，我国大数据建设与分享才会有更可靠更长远的保障。

“现阶段所存在的数据平台，主要以政府相关部门、大型互联网公司为主，具有较强的层级性、区域性和单一性，对于社会治理和企业发展的帮助极其有限。”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一份关于数据共享的建议中如此表述。

张近东的建议是，建立国家级跨地域、跨行业的开放数据统一管理平台。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也持类似看法，他建议，实现数字资源整合，用好用满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数字中国建设进程。

开放数据成为政策建议的热点背后，是互联网巨头凭借着数据优势，获得了特殊地位，从而谋得巨额利润。

正如《经济学人》在去年5月初发表的“监管数据经济”一文中指出，互联网公司对数据的控制，使之掌握了巨大权力，而这一权力，使得巨头的监控系统覆盖整个经济领域。“2018年，将是大数据从技术阶段向应用阶段高速发展的一年。大数据未来在物联网、区块链、智慧城市、AR、VR、AI、语音识别等领域都值得关注。”关于大数据潜力，张近东以书面形式如此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

建议

政务大数据开放已在政策日程之中。

去年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方案指出,推进政务信息化“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效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切实避免各自为政、自成体系、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在前述方案中，还提出了包括消除“僵尸”信息系统、加快部门内部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提升国家统一电子政务网络支撑能力、接入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加快公共数据开放网站建设、推进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建设等在内的“十件大事”。

此外，上述方案明确，要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国务院各部门整合后的政务信息系统，统一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各地区结合实际，统筹推进本地区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初步实现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在去年5月17日举行的“2017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提到，“中国将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

政策暖风下，数据开放逐步指向社会数据。张近东建议，国家应加快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中央政府牵头，参考银联、网联模式，以企业机构为建设和运营主体，将政府、社会的数据汇聚和管理，建立国家级的跨地域、跨行业的开放数据统一管理平台，为数据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张近东还建议，把数据平台的建设作为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引导社会各行各业实现数据开放共享，对于数据资源的管理和供给，参考水电对于国家经济的基础，采取低价、充足的策略。

马化腾则更关注于公共数据的开放。他建议，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平台，打破部门和地区壁垒，实现数字资源整合，同时，马化腾建议，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统一的公共数据开放规则。“在条件具备的部门或地区，示范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数据产品流转平台。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数据开放战略。”

对于数据平台运营，马化腾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加强数据相关市场机制建设，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建立健全数据市场体系和交易机制，是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的前提。”

纠葛

海量的数据变化改变了竞争。科技巨头始终受益于网络效应，例如，注册Facebook的用户越多，就越能吸引其他人注册。而这些数据又会构成额外的网络效应。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企业便可改进自家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用户，甚至生成更多数据。海量数据可以充当企业的护城河。

另一方面，数据也可以成为抵抗竞争对手的方式。在科技行业，人们之所以对竞争怀有期望，是因为某个创业公司可能击败老牌企业，也有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技术变革。但在数据时代，这两种可能性都大幅降低。

前述《经济学人》报道称，巨头的监控系统覆盖整个经济。比如，谷歌可以看到人们搜索什么，Facebook知道你在分享什么，亚马逊对你的购物习惯了如指掌。“他们拥有应用商店、操作系统，还向创业公司出租计算资源。他们可以监控自己的市场和其他市场。他们能够看到哪些新产品和新服务受到追捧，因而能够及时模仿，甚至直接收购，避免遭遇更大的威胁。”

张近东的建议背后，就是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他直指，应开放数据，让广大中小型企业，能够与部分已经具有领先优势的巨型企业，在数据领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打破数据壁垒，杜绝数据垄断。”

对中小型企业，大数据确实起着重要作用。有零售行业创业者向记者坦言，想在这一行创业，只有去巨头们看不上的细分市场，“数据的事绕不开，所以只能打造小领域的小生态，我们有跟BAT谈过，目前保持独立，至于未来（是否接受巨头入股），也不知道。”

另一头，不惟中小型企业，巨头们亦为数据之战打得不可开交，去年中的“顺丰、菜鸟网络（菜鸟）之争”便是明证。

去年6月1日，菜鸟下线顺丰旗下快递柜系统丰巢的接口信息，同时，顺丰关闭了自提柜的数据信息回传。最终，在国家邮政总局的调节下,顺丰、菜鸟双方同意于6月3日12时起,全面恢复业务合作和数据传输。此次争议的焦点在于，顺丰指称菜鸟要求其提供非淘系（非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数据；菜鸟方面则坚称，在过去的合作中，顺丰大量查询和使用丰巢中非顺丰的数据，远远超出了正常使用范围。

国金证券的一份报告就此分析，此次“丰鸟之争”的主要核心关键在于对数据的争夺。数据在未来，对于提升快递服务质量、提升快递企业盈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供应链之争,而大数据的获取分析，是现代供应链竞争基础。 ”

行业内对于数据的敏感性，亦深有感触。去年11月，苏宁易购副董事长孙为民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披露，苏宁物流与阿里在物流数据交互上有所保留。“数据的主体属于消费者自己，每一个企业或者说平台，都有相应的接口。把数据全都给他们（阿里），对消费者权益也是不尊重的。”

去路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数据开放，渐成大势，但也面临着种种问题。

其中之一是，数据管理缺少规范和标准，同时，数据开放安全性存疑。张近东的建议是，展开数据领域的立法工作，通过人大立法机构，成立立法推进委员会，加快数据采集、开放、共享、安全、使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建立数据标准、界定数据边界，确实有效地建立数据领域的法制基础。“以法律的形式对平台数据进行分级的有效管理，并规范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的内容及形式，形成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提供公平公正安全可靠的环境。”

张近东还提出，在共建社会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加大引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融合，利用技术融合优势，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

另一头，对于可能存在的巨头数据“垄断”等问题，《经济学人》指出，反垄断官员可以通过企业的数据资产来评估交易影响。“交易价格也会成为一个信号，帮助其判断老牌企业是否在通过收购排除威胁。”

此外，降低在线服务提供商对数据的控制权，让数据提供者掌握更大的控制，强迫企业向消费者披露他们所拥有的数据，以及他们借此获取的收入等。亦是《经济学人》的建议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企业在数据开放中看到商机。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京东）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就建议，推进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提升政府采购效率和透明度、发挥大数据技术辅助决策作用，提升政府采购决策水平、加强与电商大数据对接，完善现代化监管手段。

京东本身亦在政府采购中收获颇丰。京东企业购官网显示，京东企业采购业务陆续达成了与中央政府采购、江苏省政府、广东省政府、北京市政府、上海市政府等众多大型政府和企业的采购合作，截止2016年底，京东平台现有活跃企业客户数超600万。